翻譯是一種「動態對應」，一般來說，這是指文字風格，社會效應也是這樣。以《布魯克林有棵樹》為例： 因四五十年代的讀者，美國很多人剛經歷過大蕭條和世界大戰，對書中記載記憶猶新，故而此書十分暢銷。但是近年美國經濟又不怎麼景氣了，此書又熱了起來。此書譯介後，《經濟觀察報》上有篇文章，說深圳關外的一個讀者在看此書，將深圳關外比作了布魯克林，如下是深圳關外一棵樹」的描述：
「他說自己看過一本叫《布魯克林有棵樹》，大約是講一個住在布魯克林貧民區的小女孩回憶童年的故事，她後來成了大作家。他很喜歡這本書，但沒能講清楚為什麼喜歡。也許是因為深圳和紐約很像，紐約有個布魯克林區，住的多是下層市民，從東歐來的猶太人，以及斯拉夫國家來的窮人，而深圳有個「關外」，住的多是外來的打工者。從布魯克林裡走出了很多知名的企業家和美國名流，希望「關外」也能走出可以幸福生活的人。
文學有時候就能這樣，出其不意地幫我們在一個不同的層面上，理解我們自己的處境，讓我們活得稍微超脫一些，灑脫一些。
這是文學翻譯作品引進重要性的一個完美佐證。把一個好的作家或者作品帶進來，帶出去，最終會產生什麼樣的共鳴，根本無法預料。這就像聖經裡耶穌說的撒種子，有的種子撒下去遇到了好土地，生根發芽，有的被鳥啄走風吹走，有的發芽然後被曬死。可是這一切你都別管，那是土地的事，不是撒種者的事情。
在美國媒體上的幾篇關於翻譯的文章中，我都看到了《翻譯為什麼重要》（Why Translation Matters）一書的介紹。所以托圖書館借來，發現才出版不久（2010年版）。
此書為耶魯大學「為什麼……重要」（Why X Matters）講座系列之一。作者做了兩次講座，一次是泛泛而談說作者、翻譯和而今的讀者，一次是談她翻譯賽凡提斯的體驗。後來她又補充了一章，「詩歌翻譯」。
和大部分文學翻譯一樣，伊蒂絲．格羅斯曼（Edith Grossman）平日做老師，業餘當翻譯（sunlighting in teaching, moonlighting in translation）。她主要翻譯從事西班牙語－英語翻譯，其作品《唐吉訶德》是一公認的名譯。
不過翻譯的重要性這個話題讓一個翻譯來說，是頗尷尬的事情，這像是自賣自誇。可是這個話題又是不得不談。這涉及到兩個問題，我已經討論過多次，一是報酬和社會地位，一是自我認同感。前者是社會跟翻譯過不去，後者是翻譯跟自己過不去，二者一為橫軸一為縱軸，形成一個坐標系，翻譯卻往往在上面找不到北。
不少文學翻譯都有「正式工作」，跟玩票一樣在做翻譯。但這畢竟是一項耗時又未必討好的工作。從這本書，尤其是詩歌翻譯的談論裡，能看到格羅斯曼對兩種語境（包括不同時代）和詩歌風格瞭若指掌，她完全知道她在做什麼。就是這樣，還免不了有一些以偏概全通盤否定（dismissive reviews）的評論。在中國這樣的評論者更是比比皆是。不負責的翻譯是有，可是不負責的評論更多，讓一些譯者感到氣餒。可是唯一的對付辦法，就跟本書作者那樣，一直翻一直翻下去，最終那些不負責任的評論自然沒人理睬。和任何其他行當一樣，文學翻譯也需要抗壓能力和定力，甚至更需要。
翻譯的重要性可以往大裡去說。沒有翻譯，就沒有歐洲的文藝復興，沒有中國的新文化運動。這些文化復興和運動，直接就是翻譯引進外來思想所致。可是翻譯也帶來了一些值得爭議的東西，比如將一個學說、一家之言、一個假說從一國傳到另外一國，結果變成了真理。達爾文的進化論北引進過來，就是個明顯的例子，在美國，創造論和進化論至今仍在交鋒，可是在中國，這個假說就一直是中小學課本裡當真理來教的，很少有人質疑。
可是作者雖然題目起的是《為什麼翻譯重要》，事實上寫的是文學翻譯這個小的系統。正是在這裡，我們受到了一些啟發。關於文學翻譯懷疑人生的問題，作者說得最多。
第一個問題是原創性的問題。翻譯是一種公認的再創造，可是這個「再」字很要命。任何一個翻譯，「私下裡都認為自己就是一個作家。」翻譯希望和作家掛鈎。這是翻譯要過的一個心理坎子。
誠然，作家帶來的創作，是可以傳世的。據說托爾斯泰臨死之前，《齊瓦哥醫生》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就在病榻前，托爾斯泰告訴帕斯捷爾納克：一切都會過去的，金錢，權勢，甚至國家，然而如果你的作品中如果留下了什麼有價值的東西，它才會傳留。可是力岡老師翻譯的《齊瓦哥醫生》會不會傳留呢？
不是所有人都敢於承認自己有這個興趣，也不是所有譯者都有這個信心。不過人們往往覺得自己的身分價值，和自己「創造」出來的東西聯繫在一起。今天我們知道，林琴南是個古怪的翻譯家，但其本人最為自豪的非為翻譯，而是文章。他甚至大言不慚地說：「六百年中，震川外無一人敢當我者。」這個合乎桐城派章法的文章大家，如今人們記不得他都寫了什麼，卻都知道他翻了那些。
同樣既寫又譯的威廉．卡洛斯．威廉姆斯就沒他們這些顧慮：
「如果我能寫原創作品，那不錯，很好。可是如果我（我的意思是寫作形式）翻譯他人的作品，那也很有價值。這兩者哪裡有什麼區別？（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?）
確實，原創未必一定就有價值。是傅雷翻譯的《高老頭》有價值呢，還是一些用內分泌用下半身寫出來的作品有價值呢？這個答案是明顯的。
所以翻譯也是一門獨特的藝術，未必得屈膝於作家，未必得在「原創」面前低眉順眼。
有些原創反倒是喝翻譯奶水長大的。好的翻譯是可以豐富一個語言，一國或一人之文學。上文說的威廉姆斯，還有龐德、村上春樹、戴望舒、魯迅，都是寫譯相長。在翻譯的過程當中，一些外來的語彙和別樣的表達，會讓一個語言更為豐富。跨越語言的互動，在文學的交流和傳播中極有價值。書中舉的一個例子很有說服力：福克納的寫作，沿襲了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學的一些傳統，以至於他被人戲稱為「美國的拉丁美洲作家」。由於福克納文字的西語文學氣質，西班牙語世界的作家視其為己出。賈西亞．馬奎斯在早年，就如饑似渴地翻看福克納所有的作品，並公開承認福克納對他的諸多影響。這就是英語世界和西班牙語世界的一次有趣的撞擊。95年，柯林頓訪問哥倫比亞的時候，就讓福克納「魂歸故里」。柯林頓和哥倫比亞主人聊起了《百年孤獨》，哥倫比亞方面說到了福克納，記憶力過人的柯林頓居然站起來，大段大段背誦起《喧囂和騷動》來。
文學翻譯促成了這些文學界的交流，最終也促進了兩國之間的友好往來。如果說一個科學家可以抵得上五個師的話，一個好的翻譯，在兩國的交流當中，抵得上一個外交使團。文化的水乳交融，相互影響，是各民族交往無形的潤滑劑。優秀的作家，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。可是借助於翻譯，他（她）才能變成世界的。文學是沒有國界的，但是跨界的時候，得過翻譯這一關。世界上有六千多種語言，即便一千種有書面文字，我們懂一門語言，還有999朵文字的玫瑰，我們看不見嗅不著。當然，是不是要多嗅呢？這是後話，我們押後再說。
翻譯重要性的另外一個心理坎子，是翻譯到底算不算一門獨特的藝術？如果是一門藝術。是哪門子藝術呢？
書中說是闡釋藝術（interpretive art）。作者在這裡，提出了翻譯身分焦慮症的一劑解藥。這解藥和我們所用的比喻有關。我們常提「目的語言」和「來源語言」，彷彿這是一個搬運的過程，事實比這複雜。翻譯就如同跨越靈界的巫師，一邊聽著這邊在講，說著那個世界的話語，又同時出現在另外一個世界裡。翻譯得認真聆聽兩個世界的聲音，熟悉各自的文學傳統，歷史體驗，文化差異和兩種文法、辭彙的結構。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所以才會有「闡釋」一說。
那麼翻譯工作的一個追求，就是透過這樣的闡釋，再現一種作品的美麗來。這和音樂是一回事。貝多芬已經死了，我們再想聽到他的《第九交響樂》怎麼辦，聽別人指揮的作品。可是富爾特文格勒有富爾特文格勒的指揮風格，卡拉揚有卡拉揚的指揮風格。卡拉揚就是貝多芬的翻譯。我們不說這叫翻譯，叫「演繹」。
事實上，我們這世界上任何人，但凡是要表達，誰不是在「演繹」或者「翻譯」呢？如果柏拉圖是對的，世間萬事萬物，都是一些「理念」的模仿，影子。而表達，則是影子的影子。我們都要把我們腦海中的理念，圖景，模糊的想法，「翻譯」成我們各自熟悉的文字，有時候我們說得接近一些，有時候不那麼接近，我們都是在「演繹」。如果我們每個人能夠精準地表達我們腦海裡出現的每一件事物，大部分戰爭都可以避免。當然也可能在理解之後，出現新的戰爭。翻譯就彷彿給我們開了天眼，讓我們看到了從前不曾看見的東西。
由此我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。人是一個矛盾的東西。世界好多人，坐井觀天地活著，反而很踏實很自鳴得意，也挺好。反倒是一些眼界打開的人，身子卻還陷在舊的生活裡，就好比被人追趕卻動盪不得的噩夢，活得也很痛苦。眼界打開，這是一條不歸路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翻譯也是坑人的。馬奎斯說他在看到卡夫卡的《變形記》之後，「我再也沒法帶著以前的寧靜去入睡了。」
直到後來跑去寫了《百年孤獨》，然後才睡了個好覺。
接下來讀者睡不著了。
出處:翻譯雜談︰翻譯為何？ - 扎誌 - udn部落格http://blog.udn.com/jason080/4079304#ixzz1R9wzP2U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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